父亲和信
我读中学以后，父亲就不再像我小时候那样絮絮叨叨地教育我了，他知道我不怎么爱听，和我讲话越来越少，我和父亲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。其实，原因很简单，新中国成立前，父亲加入过国民党。我上初三那一年，积极地争取入团，更加注意和他划清阶级界限。
我穿好衣服，走出家门，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女同学。起初，我也没有认出是谁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小奇。我们是小学同学，小学毕业后，我们考入不同的中学。初中三年，再也没有见过面。突然间，她出现在我家门前，这让我感到奇怪，也让我惊喜。
她是来我们大院找她同学的，没有找到，忽然想起我也住在这个院子，便来找我。那一夜，我们聊得很愉快。虽谈不上久别重逢，但初中三年，正是人的心理、生理迅速变化的三年，意外的重逢，让我们彼此都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我们的友谊，从那一夜开始蔓延了整个青春期。
从那个夜晚开始，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下午，她都会来找我，我们坐在我家外屋那张破旧的方桌前聊天，好像有说不完的话。那时，她考上北京航空学院附中，需要住校，每星期回家一次，在晚饭前返回学校。我家住在大院最里面，每次我送她走出家门时，几乎所有人家的窗前都会有人好奇地望着我们，那目光芒刺般落在我们的身上，让我既害怕又渴望。那个时候，我沉浸在少男少女朦胧的情感梦幻中，忽略了周围的世界，甚至忽略了父母的存在。
所有这一切，父亲都看在眼里，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儿子身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。每一次我送走小奇后，父亲都好像要对我说些什么，却总是欲言又止。
有一天，弟弟忽然问我：“小奇的爸爸是老红军吗？”弟弟的问题让我有些意外，我问他从哪儿听说的，他说是在父亲和母亲说话时听到的。当时，我不清楚父亲对母亲讲这个事时的心理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明白了，我和小奇走得越近，父亲的忧虑也越重。特别是在北大荒插队的时候，生产队队长总是当着全队人说：“如果蒋介石反攻大陆，肖复兴就是咱们大兴岛第一个打着白旗迎接蒋介石的人，因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国民党！”
后来，我问过小奇这个问题。她说是，但是，她并没有觉得父亲老红军的身份对自己是多么大的荣耀。作为高干子弟，她极其平易近人，对我十分友好。即使在“文革”期间格外讲究出身的时候，她也从未像一些干部子女那样趾高气扬，喜欢居高临下。那时候，我喜欢文学，她喜欢物理，我梦想当一名作家，她梦想当一名科学家。她对我的欣赏，给我的鼓励，伴随我度过了我的青春岁月。
说心里话，我对她一直充满似是而非的感情，那真的是人生中最纯真、最美好的感情了。每个星期天她的到来，成为我最期待的事情;在见不到她的日子，我会给她写信，她也会给我写信。高中三年，我们的通信有厚厚的一摞。
寒暑假时，小奇来我家找我的次数会多些。有时候，我们会聊到很晚，我送她走出大院的大门，站在街头，我们还会接着聊，恋恋不舍，谁也不肯说再见。
路灯昏暗，夜风习习，街上已经没有一个行人，只有我们俩还在聊，直到不得不分手。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雾中，我回身迈上台阶要进院门时，才蓦然心惊：每天晚上都会有人负责关上大门。门前的甬道很长，院子很深，想叫开大门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说不定，我得在大门外站一宿了。
我抱着侥幸的心理，轻轻一推，大门开了，我不由得庆幸自己的运气好。我没有想到，父亲就站在大门后面。我的心里漾起一阵感动，但是没有说话，父亲也没有说话。我跟在父亲身后，长长的甬道里，只听得见我和父亲“嗒嗒”的脚步声。
很多个夜晚，我和小奇在街头聊到很晚，回来时，我总能推开大门，总能看见父亲站在门后的阴影里，月光把父亲瘦削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。
这一幕定格在我的青春时代，成为一幅永不褪色的画面。在我也当上了父亲之后，我曾想，并不是每一个父亲都能这样做。其实，对于我和小奇的交往，父亲是担忧的，但他什么都没说，随我任性地往前走。他怕引起我的误解，伤害我的自尊心，而且两代人的代沟也是无法弥合的。
四十二年前秋天的一个清晨，父亲在小花园里练太极拳，一个跟头栽倒，就再也没有起来——他因脑溢血去世。我从北大荒赶回家来奔丧，收拾父亲的遗物。其实，父亲没有什么遗物。在他的床铺褥子底下，压着几张报纸和一本《儿童画报》，那时，我已经开始发表文章，这几张报纸上有我发表的散文，那本画报上有我写的一首儿童诗，配了十几幅图，这些或许就是他最后日子里唯一的安慰吧。我家有个黄色的小牛皮箱子，家里的粮票、父亲的退休工资等重要的东西都放在箱子里。父亲在世时，我曾经开玩笑说，这是咱家的百宝箱！打开箱子，在箱子的最底部，有厚厚的一摞信。我翻开一看，竟然是我去北大荒前没有带走的小奇写给我的信，是高中三年她写给我的所有的信。
望着这一切，我无言以对，泪如雨下，眼前一片模糊。
（张秋伟摘自《解放日报》2016年12月1日，本刊有删节，沈 璐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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