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年浪子，老来弥勒
在乎不在乎
倪匡真的什么都不在乎。精力过人的他，曾经历过“Hi-Fi时代、养鱼时代、贝壳时代”。他对每一个爱好都当术业专攻，潜心钻研，甚至出书，可一旦绝念放弃，便将其成果尽数送人，毫不留恋。
有段时间他迷上了养鱼，给自己取个笔名叫“九缸居士”，以养鱼心得针砭时事。他家中硕大精致的鱼缸可不止9个，一共20个，宛如私家海洋馆。
儿子倪震小时候调皮，把玻璃桌弄碎，被碎玻璃割掉一點肉。倪匡不去查看儿子是否要紧，转身就把那点肉放进养食人鱼的缸中。“我想看看它们到底吃不吃人肉”。
如此走火入魔，一朝兴趣全失，却毫无眷恋地转赠亲友。朋友们摇头摆手无情拒绝，倪匡长叹：“人情之薄，可叹也。”
对于自己的作品，他也持同样的态度，一旦写完从不更改，卖出版权从不过问，多年高产从不留底。好友蔡澜曾问他要几本早年的散文集，他说早就送人了。
出他散文的香港某出版社曾通知他说，还剩下60多本，如果再卖不掉，就要把书毁掉，不过可以3折卖给他。倪匡听了哈哈大笑：“别人都不要看，我自己买来看什么？还要卖给我，真是匪夷所思。”
真正匪夷所思的是，听闻我提及卫斯理系列即将在内地开拍，他面露犹疑。在这个IP独尊的时代，倪匡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影视版权在哪里，只把这件事委托给好友，至于卖给了谁，版税几何，他毫不在乎。他说网上到处都能免费看到自己的作品集。“好几个网站，还给我排序，其中还有8部伪作！”提到这件事，倪匡居然兴奋不已，“伪作写得很好。年轻人有那么好的才华不自己去写，却要去写卫斯理的伪作，太可惜了！”
在许多网友看来，他的“科幻小说”更接近“玄幻文学”，也有人觉得其与伊恩·佛莱明的007系列、日本田中芳树的传奇小说类似。
他听完哈哈大笑说：“他们说我的小说不是科幻，我也不追究，我只懂得写好看的小说。”这不禁让人想起他在自传《哈哈哈哈》里提到的一段往事：
当年《地心洪炉》在《明报》连载，有一段讲卫斯理从飞机上掉到南极，饥寒交迫，见一只白熊跑来，便把它杀了，剥皮取暖，吃肉充饥。有读者来信骂倪匡：“南极没有白熊！南极只有企鹅！”
从来不理读者的倪匡漠然视之。结果这位读者每天一封信，越写越长，说他不负责任，要他解释，否则再写下去就是厚颜无耻。倪匡很火，在原本250字的专栏上，用大字体写了两句：“××先生：一、南极没有白熊;二、世上也没有卫斯理。”
那个读者气得吐血，最后一次来信，只写着两个大字——无赖。金庸看了信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原来南极是有白熊的，现在没有了，因为给卫斯理杀掉了。”
随意不随意
尽管已吃遍天下，倪匡仍认为天底下最好吃的是叉烧饭。他年轻时从内蒙古一路颠沛流离，偷渡到香港，第一餐吃的就是“油汪汪、香喷喷的叉烧饭”。几十年后，早已脱离贫困的他，看到热腾腾的白米饭依旧心生富足之感。
这种把人生阅历掺进味蕾的饮食审美，让倪匡对吃充满宽容和振奋。在他看来，“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失眠抑郁，上山下乡时，能抓到一只老鼠吃就是人间美事”。
20来岁时，倪匡被派到人迹罕至的内蒙古草原。为了在孤寂中寻乐，他让自己的狗和草原狼配种，生了4只凶悍的小狼狗，结果把视察的领导咬伤了，从此领导和他结下了梁子。
后来遇到暴雪，取暖的煤运不过来，他又将河边的小木桥劈成柴火，暖炕自救。本来他打算开春再建造，没想到他因“破坏公共交通”的反革命罪行接受隔离调查，他只能将自己的档案一把火烧光，骑着一匹老马，再胡乱扒上一辆火车，一路南逃到上海，再偷渡去了香港。
刚到香港时，倪匡做一天两毛七日薪的建筑工人，下班后躺在维多利亚公园的草地上，看蓝天白云，想着“若能在香港过10年自由的生活，就已经很开心了”。
闲暇时，他看工友读报读得津津有味，扫了一眼那些连载的小说，便扬言“这个我也会写嘛”。于是真的写了一篇讲土地改革的《活埋》，成功发表，拿到了90港币稿费。从1957年的《活埋》开始，倪匡从未被退稿。稿酬也从90块涨到500块，再到后来无人能及的天价。
22岁前颠沛流离的经历，给倪匡留下诸多后遗症，比如他始终没有方向感，需要戴有指南针的手表;比如他从来都以“细推物理须行乐，何用浮名绊此身”的态度俯瞰人生。
40岁生日时，倪匡自撰对联：“年逾不惑，不文不武，不知算什么;时已无多，无欲无求，无非是这样。”
到了73岁，他又作词自嘲：“居然挨过七十三，万千千山睇到残，日头拥被效宰予，晚间饮宴唔埋单。人生如梦总要醒，大智若愚弹当赞。有料不作亏心文，没气再唱莫等闲。”
但在写作上，他的勤奋又无人能及。他当年自称是“自有人类以来，汉字写得最多的人”。有几年时间，他一天写2万字，同时为12家报纸写长篇连载，且从不拖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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